妻的眼睛不好,所以自從到美國,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。

每次從診所出來,妻都要怨:「看了他十幾年,還好像不認識似的,從來沒笑過,拉著一張撲克臉。」
 
有一天去餐館,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,他居然在笑,還主動跟妻打招呼。妻開玩笑地說:「真稀奇,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!」 
  
眼科醫生笑得更大聲了,突然又湊到妻耳邊,小聲地說:「妳想想,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?一笑、一顫,手一抖,雷射槍沒瞄準,麻煩就大了。」說完,又大笑了起來。 
  
飯吃一半,那醫生跑過來,舉著杯敬妻。臉紅紅的,看來有幾分醉了。

喝下酒,話匣子打了開來:「妳知道在美國,醫生自殺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嗎?」

他拍拍自己胸脯:「是眼科醫生!」
 
停了幾秒鐘,抬起紅紅的眼睛:「想想!揭開紗布,就是宣判。看見了?看不見?你為病人宣判,也為自己宣判。 
  
問題是,前一個手術才失敗,下一個病人已經等著動刀,你能傷感嗎?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,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,我是不哭也不笑的。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,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,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。」 
  
他這幾句話總留在我的腦海,有一天在演講裡提到,才下台,就有一位老先生過來找我。 
  
老先生已近八十了,抗戰時是軍醫,他拉著我的手,不斷點著頭說:「老弟啊!只有你親身經歷,才會相信。那時候,什麼物資都缺,助理也沒有,一大排傷兵等著動手術,抬上來,開刀,才開著,就死了。沒人把屍首抬走,就往前一推,推下床去,換下一個傷兵上來。」 
  
我把眼睛瞪大了。 
「是啊!」老先生很平靜:「死人可以等,活人等不及啊!有時候手術檯前面,堆了一堆屍體。救了不少,也死了不少。你能傷心嗎?你有時間去哭去笑嗎?所以,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撐得下去,只有不哭不笑的醫生,能救更多人。」 
  




到深山裡的殘障育幼院去。才隔兩年,老師的面孔全不一樣了。
 
「一批來、一批去,本來就是如此。」院長說:「年紀輕輕的大學畢業生,滿懷理想和愛心,到這裡來。抓屎、倒尿,漸漸把熱情磨掉了,於是離開。然後,又有新的一批跟上來,不是很好嗎?」 
說著,遇見個熟面孔,記得上次我來,就是他開車送我。 
  
「 王先生是我們的老義工了。」院長說。 
我一怔,沒想到那位滿臉皺紋、皮膚黝黑的中年人,竟然是不拿錢的義工。 
  
「他在附近林班做事,一有空就來。水管破了,今天他忙死了。」 
  
「他是教友嗎?」「不!他什麼都不信。他只是來,只是做,做完就走,隔天又來。你不能謝他,他會不好意思。只有這種人,能做得長。」 
  



到同事家裡做客,正逢他的女兒送男朋友出國,兩個人哭哭啼啼,一副要死的樣子。
 
「年輕人,太愛了,一刻也分不開。」同事說:「只怕很快就要吹了。」 
  
這算哪門子道理?」我笑道。 
  
「等著瞧!教書教幾十年,我看多了,愈分不開,變得愈快。」果然,半年之後,聽說兩個人吹了。 
都不再傷心,都各自找到新的戀人。 
  
想起以前研究所的一位室友,不也是這樣嗎? 
剛到美國的時候,常看他打越洋電話。在學校餐廳端盤子,一個鐘頭三塊錢,還不夠講三分鐘的電話。 
  
常聽兩個人在電話裡吵架,吵完了哭,哭完了又笑。 
  
女孩子來看過他一次,也是有哭有笑。激情的時候,把床欄杆踢斷了﹔吵架的時候,又把門踹了個大洞。 
  
只是,當女孩回台灣。他神不守舍兩三天,突然說:「才離開,就盼著再碰面﹔才碰面,心裡又怕分離。愛一個人,真累!」 
  
然後,他去了佛羅里達,不久之後結了婚,娶了一個新去的留學生。 
  



少年時,我很喜歡登山。
 
記得初次參加登山隊,一位老山友說:「我發現在登一座高山之前,哪些顯得特別興奮的年輕人,多半到後來會爬不上去。因為他們才開始,心臟就已經跳得很快,又不知道保存體力。倒是那些看起來沒什麼表情,一路上很少講話,到山頂也沒特別興奮的人,能登上一座又一座的山峰。」

也記得初登山時,常對著群山呼喊,等著聽回音。有時候站在幾座山間,能聽到好幾聲回音。
 
有一次正在喊,一位老山友卻說:「別喊了!浪費力氣。真正登到最高峰,是沒有回音的。」 
  
不知為什麼,最近這兩段老山友的話,常襲上我的腦海。 
  
我漸漸了解什麼是「多情卻似總無情」、「情到濃時情轉薄」,也漸漸感悟到什麼是「太上忘情」、「情到深處無怨尤。」 
  
只有不喜不悲的人,能當得起大喜大悲。也只有無所謂得失,不等待回音的人,能攀上人生的顛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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